专家观点

长征:挽救红军命运的几次重要会议

编辑: | 信息来源: |日期:2022-06-13

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高潮到低潮的过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进剿”“会剿”,众多根据地逐步汇合成三个大本营,即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1930年12月-1931年10月,各苏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红军总兵力增至10万人。然而,在国民党军队于1932年5月发起的第四次“围剿”中,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红军作战失败,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分别撤离原来的根据地开始长征。

综合来看,长征的原因既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必要性,需要归结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共产党内主观方面的原因。首先,蒋介石集团政权通过中原大战逐渐巩固,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加强了独裁统治,可以用全国的军事力量“围剿”南方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攻,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们剿灭红军的决心使红军难以再在南方存在和发展,共产党军事上的失利和极其不利的军事环境直接导致共产党放弃在华南、华中建设多年的根据地,各路红军先后实施战略转移。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斗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民族、各阶级需要集中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决定了党领导的南方红军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再者,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不成熟,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错误的作战方针。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左”倾思想泛滥,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了长征。多数红军队伍长征初期并没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目标,主要目的就是保存有生力量,在转移中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再图发展。

直到1936年10月,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堵截,跨越万水千山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长征胜利结束,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纵横十一个省,行程几万里,长征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保留了革命力量。红军长征的胜利锻炼了红军将领,保留了红军骨干,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力量,使中国红军实现了浴火重生,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长征胜利后,红军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抗战奠定了基础。长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的斗争精神,极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一、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讨论进军方向的紧急会议,博古(秦邦宪)、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7人参加会议。彼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中央红军虽已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损失过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人,减至了3万余人,而蒋介石正调集15个师近40万军队准备在湘西围攻中央红军。在这个短促的临时性会议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赞成毛泽东主张的转兵西进,避免红军同多于自身五六倍数量的敌军决战,李德等人则拒不接受这个正确的建议。会后,博古、李德执意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致使会议因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未能就战略转移的方向做出决定,但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使所剩的3万余中央红军保存了下来。这次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也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较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求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使毛泽东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推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所以说,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大放光芒的丰碑。

二、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召开近1个月后,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以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人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情况下召开的。

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和清算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的错误。会议主持人博古在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过分地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在行军途中,中央先后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军事行动。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张闻天、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在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决定。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三、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冲破数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行程2万余里,突破芦山、宝兴防线,翻越夹金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小金达维,并于6月26日,六届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长征路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河口会议,集中讨论当时战略方针。

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3个问题,强调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进方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否定。张闻天作会议总结,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两河口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后简称《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决定》。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

四、毛尔盖会议

8月7日,军委纵队进驻毛尔盖。8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到会,周恩来因病缺席。朱德随张国焘到达阿坝未参加。会议重申过草地北上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依之向东进攻,取得陕西广大地区,使之成为中华苏维埃的根据地。毛尔盖会议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为确保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了一定作用。

会后,8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纵队、右路军(红一、三军团、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离开毛尔盖,进入大草地。当时红三军团迫击炮连组成担架队,把转为肝脓肿的周恩来和病重的王稼祥抬出了几百里的草地。

1935年8月29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发动包座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英勇奋战,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实现。

红军长征路上的通道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等重要的会议在一个个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越来越走向成熟,扭转了红军的命运。(作者刘礼堂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陆晗昱系武汉大学本科生院教育技术与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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